约记者 何思佳
专访英国《经济学人》总编辑及中国编辑
1843年9月2日，《经济学人》正式创刊。 1843年12月，它第一次转载了关于中国的轶事：一个外国人在中国买火腿，结果买到了外面包着猪皮、里面裹着木块和泥巴的“假火腿”。这些受骗的外国人认为，“无论谁与中国人打交道必须慎之又慎，哪怕是这样也还是容易被欺骗。”
如今，在全球拥有超过100万销量的《经济学人》依旧表现出了对中国的持续关注。2012年， 《经济学人》在其网站的中国博客——“论语”专栏开篇致辞中，自称为“中国报道的老手”（Old Hands）。
“我们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中国本身。”
尽管《经济学人》在中国难以购买，这本著名刊物还是通过不同的渠道收获了一大批关注它的中国读者，其中不少人认为，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学人》对中国的报道有日趋客观之势。
在2003年关于中国的特别报道《中国经济：恶龙觉醒？》中，《经济学人》认为，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之后的中国正在成为世界工厂，但是作为劳动密集型产品的输出大国，中国并不值得世界恐惧。然而到了2009年，《经济学人》一篇名为《分娩之痛》的文章指出，“一个新的全球系统正在形成……没有中国这个拥有资本管制和货币管理的债权国的准许，新全球货币系统不能运行……下一个掌控货币秩序的不再是新罕布什尔，而是北京。”
2009年8月24日，向来批评西方媒体污名化中国的人民网刊登了一篇名为“《经济学人》2008年中国报道的特点”的文章，文章指出，“在179个研究样本中，中性报道为70%，占大多数，说明 《经济学人》在总体上对于中国的报道采取了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相比于其他西方媒体，《经济学人》对中国的报道态度似乎要平和得多。
《经济学人》现任总编John Micklethwait
对此，《经济学人》现任总编John Micklethwait（以下简称John）说：“我认为从过去到现在，《经济学人》对中国的态度始终没有改变，改变的是中国本身。我们自始至终希望诚实地记录下中国的变化。中国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国度，值得报道的事情有很多，但是我们的版面是有限的。很多时候，我们希望能够更加完善地呈现中国，但是囿于篇幅原因，难免有所侧重和偏颇。”
《经济学人》的中国编辑Rob Gifford（以下简称Rob）也表示：“我们对中国的报道逐年增多，从只报道一个方面变成了报道各个方面的中国。这使得我们的读者能够了解中国的不同面貌。”
从2012年春节后出版的一期（2012年1月28日）开始，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开辟了新的中国专栏，为有关中国的文章提供更多的版面。这是70年来，该媒体首次为一个国家开辟专栏。
《经济学人》中国编辑Rob Gifford
Rob认为，中国专栏的开启对《经济学人》报道中国意义甚大。中国相关题材的文章由原来的1至2个版面扩展到了现在的3至4个版面后，报道中国的编辑记者有了更多“大展拳脚”的机会。曾经的中国报道主要集中在时政和经济板块，现在则拓展至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包括时政、经济、商业、外交、文化、科技等诸多方面。他说：“我认为我们对中国的报道逐渐呈现多样性和完整性，这也许是中国读者认为《经济学人》愈发‘客观’的原因。”
“我们不做议程新闻”
2002年至2012年，《经济学人》以中国为主题的分析报道高达1420篇，平均每期有两篇。这还不包括每周新闻中少于500字的中国报道。尤其是自2009年开始，《经济学人》的中国报道从之前每年100篇左右增加到130篇以上。2012年开设中国栏目之后，全年中国报道更是达到了217篇之多，相较于2002年的79篇，翻了将近三番。
这样大密度的报道，在John和Rob看来，依然不能完整地表现中国的全貌。谈到如何确立选题，John说：“我非常信任我们负责报道中国的编辑和记者。Rob已经接触了中国近30年，比很多中国年轻人接触自己祖国的时间还长，我认为他能判断什么是有意义的选题。”
对此，Rob的态度似乎十分坚决。“我们不做议程新闻，”他说：“我们追求的是平衡和全面的报道，而不仅仅是满足读者的需求或者其他目的。我们当然希望报道一些有趣的、没有被报道过的新闻，但是比起单纯追求新闻的趣味性而言，我们更想做有教育意义的新闻。我希望读者通过我们的杂志能够尽可能完整地了解中国。”
目前，《经济学人》在中国有两个办公室，一个在北京，有三人办公；另一个刚刚由香港迁到上海，有两人办公。就是这五个人，负责了每一期关于中国的报道。
John认为：“比起美国设立的五个分部而言，中国的分部实在是太少了。我们很希望关注中国的中部和西部城市。在未来，也许我们会在中国设立新的分部，以便我们更好地报道中国。”John还坦言，《经济学人》正筹划着发行中文版本。“这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除了语言翻译、文章选择的问题，我们还必须考虑到政府的审查制度。但是我们希望有一天更多的中国读者能够看到我们的杂志。”
对于Rob来说，诸多条件的限制并没有阻挡他完成自己的工作：“我们觉得我们的编辑和记者都很能干。目前，我们并没有外聘中国的记者写稿，全部是我们自己来。虽然我们的办公室在北京和上海，但是现在中国的交通非常方便，我们经常来往于中国的各个城镇之间。”Rob还说：“我承认，中国政府对外国记者的行动有一些规定和限制，但是我的采访并没有受到很大阻碍。尤其是一些地方政府，他们对当地的管控并没有中央政府严厉，我们能拿到丰富的报道素材。”
“这些是让西方读者感到困惑的中国问题”
《经济学人》向来不掩饰它有立场，即在政治上保守、在经济上呼吁市场经济和自由贸易——他们甚至以此作为自己的特色。他们呼吁更自由更彻底的市场经济，寄希望于与自由相伴而生的民主政治推进。
2012年3月，《经济学人》曾刊发《政治经济改革：拭目以待中国改革下一步》。当时，世界银行联合一家名为“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政府智库发布了一份长达468页的报告。报告涵盖了取消劳动人口流动障碍、削弱国有企业的控制力以及增强农民土地所有权等内容。报告警示，如果不进行上述改革，中国可能会陷入通货膨胀、社会不稳定性加剧的“中等收入陷阱”，而这可能会导致国家陷入滞胀。
《经济学人》的报道指出：“很少有人会期望中国领导人能够迅速采纳央行、世行以及国家发展研究中心的改革建议。但是，在最近几周，有迹象表明改革派似乎正在试图影响中国的未来领导人。中国许多媒体都出现了纪念邓小平南巡二十周年的文章。这些文章希冀更大胆的改革，一些文章认为有‘第二次南巡’的需要。”
而2014年3月29日发表在《经济学人》上的另一篇名为《云端上的九亿》的文章则列出了中国经济十个“令人疑惑”的特点，如大量储蓄，信贷高企但通胀低行、屯房而不居等。
Rob认为《云端上的九亿》是一篇十分有代表性的文章，他表示：“这篇文章恰好体现了我们是怎么报道中国的，我认为这篇文章相对平衡。我们在正文里报道了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事实，然后在侧面的边框里列出了发展中的一些特点。”Rob说道：“我并不想说这些特点是‘完全负面’的，但是对于西方读者来说，他们是非常难以理解，让人疑惑的。”
显而易见，这篇报道也一如既往地站在了西方读者的视角和追求自由贸易的立场。透过《经济学人》的“中国眼镜”，报道的中国图景和观点也许并不顺遂中国人的认知和思维。但毕竟，不同于西方文化传统的中国太过庞杂与多元，难以完整表现。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学人》从始至终保持对中国的关注和重视，实在难能可贵。
“等这份报道发表后，我要看一看，我可以读中文。”Rob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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