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何思佳
2011年8月1日，美国纽约时代广场2号楼高19米、宽约12米的显示屏上，出现了新华社及其下属的新华网、新华新闻电视网、中国国际文化影像公司等公司的形象片。这并不是中国首次在西方人面前塑造“中国形象”。随着中国的经济发展和国际地位的增强，中国越来越关心自己在其他国家眼中的样子。大量举办与国家形象展示及公关相关的各种会议。在研究如何对外宣传的同时，中国政府和学者也在分析西方媒体对华的态度及其原因。这些结论大多保持着相似的口径：西方媒体正在或多或少地对中国社会及中国政府进行污名化。
有人还试图对此现象进一步做出解释，从体制、经济、文化、政治等角度去分析这种让国人困惑和愤怒的现象。比起这种架空性的理论探索，我们也许可以采用更好的办法，即去聆听西方媒体人对此问题的看法，这或许也是揭开迷局的捷径。
“批判主义是一种英媒特色”
英国“中外对话”网总编Isabel Hilton算是媒体圈里的“中国专家”之一。她多年从事报道中国的工作，在多家著名媒体当过评论员。她表示：“英国报纸对中国的报道确实有些问题，但批判主义是英国媒体的特色，这些有负面特点的报道并非针对中国。英国媒体也常批评英国政府，并认为这是他们的职业责任。但有时候英国媒体很讲究质疑、批评的腔调，这种腔调往往被解读为反对中国。”
事实上，很多英媒记者抱有和Isabel相同或者类似的观点。
前英国BBC驻中国记者、现任美国《新闻周刊》（Newsweek）驻上海记者Duncan Hewitt说：“就个人而言，我不认为西方媒体对中国的大部分报道过于负面。至少我认为它们不比我们报道其他国家的新闻更具有批评性。媒体报道负面问题并不是为了反对什么政权，而是作为‘第四种权力’，负责揭露和批评社会中亟待解决的一些问题。媒体也是以此来为那些不被人注意的弱势公众发声。”
英国BBC中国事务编辑Carrie Gracie也表示:“批评和挑战权威是BBC的媒体风格，‘质疑’是一种报道文化。在对中国事务的报道上，我们也需要更多支持和帮助，希望有能力的中国新闻工作者来到我们的平台评论中国事务。”
有意思的是，当对比中西方媒体的时候，很多英国媒体人以《环球时报》和《人民日报》等中国官方媒体和英国的商业媒体进行对比，想以此来证明西方媒体更加重视对政府进行批评的特点和倾向。
与前几位西方媒体人不同，Duncan认为中国媒体中也有很多批评性的报道：“在中国的社会问题中，很多西方媒体其实并不比中国媒体报道本国问题时表现得更极端。举例来说，在我需要讨论中国的一些敏感问题时，我在选材和用词上都非常小心。但是第二天，当我翻开一家中国报纸的时候，我发现他们也写了同一主题，而且比我写得尖锐多了！”
“卖座的坏消息”已经成为共识
美国加州大学副教授Amber Boydstun在其2013年8月出版的新书《新闻制造：政治，媒体与议题设置》（Making the News: Politics, the Media, and Agenda Setting）中，分析了媒体报道与一国公共政策之间的相互关系。他指出：除了新闻对国家政策制定有影响之外，一国的政治因素、制度约束与激励机制、新闻监管模式等因素，反过来也影响着新闻报道，决定着“哪些新闻事件”会“博得公众眼球”。
Robert Peston是一名BBC记者，他受邀在武汉制作了一部关于中国经济和武汉城市发展的纪录片，标题为“中国如何愚弄世界”，片中表达了对武汉城市发展模式的质疑，并指出了中国经济腾飞背后的暗面及其风险，在国外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它不仅引用了金融分析师、经济学家对中国经济的负面评论，还提及了农民工离乡背井建设城市的悲惨生活。而有趣的是，中国的官员和主流媒体对该片的顺利拍摄提供了大量支持，因为他们都认为BBC拍这个片子是为了宣传一个正面的中国城市形象。
Robert表示：“一段时间以来，我一直关注中国经济的发展问题。我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建立在不可持续的基础上。我写了一篇名为‘我们怎么解决这个烂摊子？’的文章来讨论这个问题。其中的观点，源自于2012年我对中国覆盖投资和贷款的官方统计数字的分析。”
Robert还说：“我当记者已经有30年了，在此期间，我收获了成千上万个信息源。作为一名值得信赖的新闻工作者，我相信我能够保持‘平衡报道’这一基本准则，并基于我长期的经验做出判断。”
诚然，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向来是一个值得关注和报道的主题，但是在高度腾飞的经济发展势头下，西方媒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揭露”似乎多于“表扬赞赏”。这也许和媒体背后的读者与市场不无联系，毕竟“卖座的坏消息”已经成为了媒体的共识。
Isabel说：“如果媒体只写好话，读者会怀疑记者收了钱。”
竞争和效仿
事实上，与对本国新闻、欧洲新闻和美国新闻的报道比起来，对中国的报道只占据英国媒体新闻报道的极小部分。在这有限的发挥空间里，英国媒体往往只报道他们认为“最重要”的内容。而该事件的重要与否却是由其他媒体是否报道来决定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一种竞争中的效仿——如果《卫报》报道了一篇关于北京污染的新闻，《每日邮报》的编辑很可能就会责怪记者说“我们怎么没有注意到这样重大的消息？”然后类似的报道就会一拥而上。
尽管Duncan并不同意英国媒体在对中国报道中负面多于正面的观点，但他承认：“外国媒体在关于中国的报道中，普遍花了相当多的时间报道可能发生的灾难、丑闻、犯罪或意外事故。”同时他也指出，出于媒体的竞争心态，如果一个媒体报道了某个新闻焦点，其他的媒体往往会跟随。
很多英国记者和编辑则表示：“中国事务太过于庞大和复杂，很难去兼顾所有方面。”
规则下的外国记者
“难采访”几乎是所有外国记者对中国的共同认知。中国政府对外国记者在华报道的规定让不少外国记者都抱怨“难以获取一手资料”，从而难以真实客观地报道中国。
与Robert在中国武汉阴差阳错的“顺畅无比”的采访相似，Duncan表示，比起之前的几年，中国政府对外国记者的限制法规有了极大的改善——至少在理论上，除了西藏等敏感地区，外国记者被允许前往所有的地区而无需事先申请许可。
但是同时，Duncan说：“中国的官员们往往缺少从他们的角度向外国媒体表达自己对某件事的看法的机会。”
Duncan认为，虽然一些政府部门的信息更加公开了，中国的媒体和网络也对信息搜寻有很大帮助，但中国政府部门也并不总是善于突出国际媒体记者有可能感兴趣的故事。例如，在2014年，Duncan来到上海工作。他发现上海市已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地铁网络，但上海市政府只在2008年世博会期间，才提供了一次展示这项工作的机会。他们让记者参观建筑工地，了解上海地铁网络的规模和技术成就。在此之外，上海市政府再没有主动展示更多的城市发展内容。Duncan觉得上海政府错失了许多展现自己在公共建设和在环保上成就的机会。“很多时候我们都希望看到第一手信息，但都未能如愿。 ”Duncan说。
为什么而报道
2014年1月10日，伦敦塔桥上一间会议室的长桌两侧，中英面孔的人们迎面而坐，首届中英媒体论坛开幕。在交谈中，中国新闻社社长刘北宪坦言：“很多英国同行认为我们替政府说话，但你们根本不知道，我们每天在多么深刻尖锐地批判着中国政府。不同的是，你们的批判是觉得这个制度根本就不成，而我们的批判，是应该通过批评，把这个国家建设得更好。”
对此，Duncan说：“许多西方记者认为，中国盛行的一些关于英国媒体诋毁中国名誉的阴谋论很牵强，因为有许多外国记者试图报道、研究和了解中国。事实上，记者觉得自己批评中国的事情，或者报道他人对中国的批评，这是真正的新闻记者应该做的，这么做正是出于对中国的关注以及对中国社会有更好发展的期望。 ”
尽管刘北宪的说法也许有点夸张和“主旋律”，但Duncan的说法也并不一定适用于全部媒体。然而，作为中英双方两种看法的代表，他们对报道目的的认知也许值得公众与媒体人仔细琢磨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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